還記得數年前，在吉隆坡Jalan Raja Laut游行示威反對內安法令時，我們那時人數約150人，在繁榮的大都會街道旁游行。一分鐘經過那里的車子，應該就等于我們的人數。

但我們的士氣絕對高昂。在烈日炎空下，我們流著汗，用一股頑固的理念繼續步行去大馬人權委員會辦公室。

出席的人大多都是認識或至少是見過的，而我們稱彼此為kaki demo，因為只要有示威的活動，就可以見到他們。

大家用著熟悉的口號和通曉的眼神溝通，只要警方前來干預，大家很自然知道要怎么做，什么時候喝倒彩，什么時候用群眾的呼聲叫警察別干擾。這一切是多么有默契地進行。

然而那時候，我們的到的支持車笛聲是有限的。因為，我們是反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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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今局勢改變了。

雖然我們還是『反政府』的，但是反政府變成主流了。

國陣在大選后動用內安法令之后，檳城廢除內安法令聯盟在2個月內，一連串舉辦了6場燭光哀悼會。如果再加上檳島記者陳云清被捕當晚的臨時籌備的燭光哀悼會，那么總共就有7場了。

要照亮7個夜晚，蠟燭不懂燒掉了多少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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燭光哀悼會當然不能和絕食這樣激烈的斗爭舉動進行比較，但我想，這樣的記錄應該還是在大馬屬于空前的。畢竟，當中主辦當局在6個星期的努力，和檳城人民的堅持，絕對是一個不容忽視的新現象。

曾經反對石油漲價聯盟（Protest）也在吉隆坡舉辦過這類型的每個星期六集會，然而在遭到數次的警察打壓后，有關運動就不了了之。當中，這樣的運動肯定會讓許多人反思政府『國際原油上漲，國內油價就要漲』的論述，然而一個運動需要延續性、需要承接性，同時需要確保人民繼續能夠擁有想像空間。

6次的燭光晚會，在人民的『抗爭宣言』聲浪中結束。這次，燭光會的一分鐘哀悼接踵的是帶有強烈斗爭意識的口號、歌曲從（節奏慢到想睡覺）的“We Shall Overcome”變成士氣高昂的“Barisan Rakyat”，以及出席者也不再要求我們以（帶點悲情的）國歌結束集會，反而大家都陶醉在自己不曾意識到自己能夠如此激情的情緒當中。

內安法令還沒有廢除，但是我們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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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黨對內安法令的立場已經趨向明顯，丁福南和胡棟強清楚交代自己要（在長期內）廢除該法令的立場。（短期修改，直到反恐法令通過為止）

雖然我們6次的集會，平均人數可說只有300人。但是，在檳城這個人權運動真空的州屬，我們看見了另一股希望。308只不過是契機，而現在我們才是站在歷史轉變的十字路口。

終于，我體會到了什么是人民參與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的感覺

還記得當我還在吉隆坡『學運家』時，曾經在一個早上有一個駕著摩哆，帶著割草機的中年男子來到家門口，問我說要不要幫我割草。

他的衣服裝扮并不像是長期幫人家整理院子賺錢的人士，反而有股像出來做part time或是剛剛投入這一行業的人士。

雖然我一開始便拒絕他了，但是他卻表明收費只是二十令吉，似乎希望能夠以價錢打動我的心。然后，在我依然表示拒絕后，他從原本的20令吉收費，自動壓價到5令吉。

這是一個令人驚嘆的價格，因為在吉隆坡佳星山附近的屬于高尚住宅區，有人offer 5令吉來作為清理院子雜草的代價，可說是Carffour大減價都找不到的。

但是我依然拒絕了他，因為其實早前屋友才給了另一個割草工人20令吉來清理院子。雖然雜草也算是長了出來，但是我依然覺得家里的草應該自己清理。因此，我堅決地拒絕了他。

他臨走前拿出他的汽水水壺罐，像我討了一壺水。我裝了滿滿的一壺食用水給他，但是他的第一個動作卻不是喝下，反而卻是往他的臉上倒，希望這些水能夠降低他那被烈陽曬得高漲的體溫，過后才是咕嚕咕嚕地喝下剩余的半支水。

他臨走前，泄氣地對我說，現在賺錢很難，然后便坐上摩哆掉頭走了。聽后心理不禁有一陣的酸痛感。

這件事當時困擾了我數天，我徘徊在思考自己究竟是不是做錯了。畢竟在這個社會里頭，我是屬于中間階級的人士。百物漲價，我是受害者，但是我至少不會面對失業，被逼提著割草機去尋求生計。

對于這些人士，我究竟采取了什么態度？過后我肯定，如果能夠從來，或是能夠再見到那個中年人，我肯定會要求他幫我清理院子。但是，我也肯定，就算所有經濟能力尚好的人讓這些人士來清理院子，究竟社會貧窮是否就能夠解決？

我開始思考，社會福利課題，并不是人民之間的捐錢及施舍就能解決，但是問題似乎是出在我們的經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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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著檳州政治人物身邊的人成為財務罪犯的受害者，我先是麻木，因為覺得沒什么大不了，罪案天天發生，只是碰巧沒有發生在這些著名人物身邊而已。

在看到報章大肆報道后，我增添無奈感。正當政治人物已經感受到那股傷痛后，卻沒有思考問題根源，從積極角度去解決這問題，反而將所有希望都放在警察的身上。

我還記得經濟教授曾經說過，如果國家今日花錢去建筑一所學校，十年后國家可以省下建筑10所監獄的經費。

因此，在這一期的《東方日報》里的『第三雙眼』里，特地引用這課題來表達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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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貧窮或生活困頓并不能合理化犯罪行為，然而卻沒有人會否認財物犯罪率和人民收入狀況，有著密切及互相牽動的關系。因此，撇開道德批判不談，當今的犯罪率飆升的情況，只不過是反映了我國經濟的狀況。

在談論國家經濟課題的挑戰時，當下政治領袖都習慣性將矛頭指向財政部沒有明確的經濟發展方向，反而不斷推行實際效應受質疑的霸型走廊計劃，以及聯邦政府的腐敗和揮霍作風。

然而，當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及大馬經濟低靡的當兒，政治領袖除了要想辦法確保國家經濟能夠繼續運作及發展，更重要的莫過于是提供社會安全網給人民，以確保人民不會因為經濟低靡而面對生計問題。

由于，大馬的打工一族并沒有所謂的生活保障，因此每當經濟起飛時，人人有工作，因此問題自然被埋沒。然而，當經濟放緩時，外資撤出、工廠倒閉或裁員、失業率加劇時，不幸的人民便必須為斷絕的生計而煩惱。

國家的其中功用就是在于提供人民安全及溫飽的生活，然而除了執政50年對民聲已經麻木的國陣，就算是靠著民意執政的民聯也沒有在其權限范圍之內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盡管檳州政府早前執行了免費100令吉水費及計劃在明年3月前全面撲滅檳州赤貧。然而在我國赤貧線處于400令吉時，撲滅赤貧究竟是一個贏取政治掌聲的口號，還是一個建立人民生活安全網的舉動？

因為，就算將全檳人民的最低每月收入提高至500令吉高于赤貧水平時，那又如何？人民生活艱苦的問題真的解決了嗎？

舉個例子，「公平工資」也是行動黨的競選宣言，然而在執政檳州后，卻沒有看見州政府有什么舉動以在州權限范圍內落實這承諾。反之民聯不斷將自己無力履行承諾的責任，歸咎于聯邦政府乃由國陣掌權。

但是，眼見民聯在州政權范圍內沒有做出任何舉動來落實自己的承諾，導致這論述非但站不住腳，更讓人感覺其權利狂的野心和虛偽的一面。

這并不是筆者的惡意攻擊，反而在之前已經建議州政府采取主動，提高貧窮線至2000令吉，讓政策制定者能夠認清檳州人民收入不均的問題。同時，也促請州政府在其管轄范圍內的公務員，制定最低薪金制，采取火車頭的帶領作用。

如今，就連菲律賓，也為前往外國工作的女傭制定400美金的最低薪金。然而，檳州政府卻沒有政治勇氣將檳州打造成一個「民聯模仿州」，讓人民見證未來民聯執政聯邦的執政模式，反而繼續陶醉在公布州政府向阿都拉討錢的公函。

無可否認，檳州要求聯邦政府撥款以增加警隊是天經地義之舉，然而試問除了發公函將責任推卸給聯邦政府，州政府是否也必須要為檳州子民設立生活安全網，讓人民能夠度過這經濟難關，不會因為生活逼人而誤入歧途。

這樣州政府除了能夠肩負起「執政」的責任，同時也能保護自己的議員家人，以免成為下一個財務犯罪的受害者。